《猴子的故事》
黄：（先诵读全文。）
这篇文章比较重要的几个词和句子是：
第一：智慧有一个要点，就是要冷静。
第二：他们（一般人）总是为感情所蔽，而不能静心体察事理。
第三：只为他两眼看见花生米，一心急切求食，就再无余暇来理解和学习了。
第四：要转移视线，必须他平下心去，不为食欲冲动所蔽，才行。
第五：智慧的优长或贫乏，待看他真冷静与否。
这篇文章我主要是结合了梁先生（留下）的思考题来准备的
第一个问题本文中讲“智慧有一个要点，就是要冷静”，既如此，那又该如何理解“急中生智”呢？
我查了“急中生智”在《成语词典》中的解释：在紧急的情况时，猛然想出好主意或者办法。所以我认为这个“急”，是情况的急，并不是说处在这个事当中的人心很急。这里有一个故事，是卓别林被打劫的故事——
一次，卓别林在一个比较僻静的林子里被人用枪抵住脑子让他交出钱包。他当时出于劣势，于是他主动交出了钱包。但是他跟劫匪说：“这个是公款，你必须给我的身上留下一些印记，这样老板才能认为我没有把钱私吞了。你能否在我的帽子上打两个枪眼？”然后匪徒就依法行之。然后卓别林又说：“你能不能在我的袖子和裤子上各打两发子弹？”匪徒就打了。这样，枪中的六发子弹就全部发射完毕。于是卓别林就跳上前去，一拳把匪徒打倒在地，拿上钱包高高兴兴地走了。
其实这个情况是非常紧急的，因为被人用枪顶住脑子。但是他自己的心并没有急乱。如果他的心也浮躁了，害怕了，或者说盲目地反抗，那最终的结果肯定是不好。
第二点呢，这个“急中生智”，也可以关联“灵光乍现”等同类的词。但是这要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要有平日的积累。总是说一个人很有灵气，但是如果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学过数理化，那（无论在什么情况）他再有灵气，也解不出高难度的题。必然他有一定的积累，而且对于相关的问题已经有一定的困惑。就像前一篇（《对异己者的态度》）说的一样，他在心中一直存疑，这样在契机的触动之下，他才能够灵光乍现，才能急中生智。要是一个弱智的人，你让他再生智，他也是生不出来的。这个在《成语词典》中的第一个故事是：《三侠五义》中说：“韩爷急中生智，拣了一株大树，爬将上去，隐住身形。”（《三侠五义》是由清朝咸丰年间评书艺人石玉昆口头创作的评书。“三侠”是指北侠欧阳春、南侠展昭、丁氏双侠丁兆兰、丁兆蕙二人为一侠；“五义”是指窜天鼠卢方、掣地鼠韩彰、钻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这五鼠弟兄。这里的“韩爷”是指韩彰。）如果韩爷平时不会爬大树，那么他也想不出这个办法。
所以我认为“急中生智”第一是情况急心不急，第二是平日一定有相关的积累，（这样）才能急中能生得出智。
第二个问题是你是否还能讲出一两个有关猴子的寓言故事？ 试讲述之。
这个我一共找出了五个。平时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一个是“朝三暮四”——
战国的时候有一个老先生养了一群猴子，每天给这些猴子八个粟子。但是后来经济（情况）越来越差，猴子越来越多，他就想把粟子减少为七个。于是就跟猴子商量说：“从今天开始，每天早上给你们三个粟子，晚上照常给你们四个粟子，不知你们是否同意。”猴子听完以后就集体起意，说不同意。于是老先生就改口说：“那我早上给你们四个，晚上再给你们三个，这样总可以了吧？”结果猴子听完之后欣然接受。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猴子捞月”，这个是出自《法苑珠林》（《法苑珠林·愚戆篇·杂痴部》）的典故——在一片林子里面生存着数百只猴子，有一天他们聚到一口井旁。不知是哪只猴子发现月影在井中摇晃，便大呼：“不好！月亮调到井里头去了！”于是年长的猴子赶紧来看看月亮，对同伴们说：“我们应该赶紧把月亮捞出来，以免世界上的每个夜晚都是很沉沉的。”可是怎么才能把月亮捞出来呢？年长的猴子一拍脑壳，说：“有办法了！”他们就攀在树枝上，一只猴子拽住一只猴子的尾巴，一个连一个去捞月亮。最后因为树枝无法承受所有的猴子的重量而咔嚓折断，所有的猴子都掉到了井里面。
还有两个故事比较生僻，但是有一个故事我觉得还是要提一下，因为和第三个问题：
“为何人们似乎更偏好“猴子的故事”呢？”有一定的关联。是说猴子的祖先——以前有一个地主婆，她有一个丫鬟叫巧儿。巧儿的长相比较平庸，而且穷人家的孩子没法打扮，有点灰姑娘的意思。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乞丐，巧儿就把自己的饭菜匀给乞丐吃。并且在乞丐的要求下就挤出了乞丐脚上的大脓包。当时这个女主人就非常的不满意，但是这个乞丐是一个神仙所变，于是让巧儿转身成为一个美丽的少女。女主人看了以后羡慕无比，就问巧儿如何做到，于是巧儿就把自己对乞丐所有的行为描述了一遍。于是女主人就依法炮制，也对老者（乞丐）做出这样的举动。但是她做完这些举动之后就浑身长出了浓厚的毛发，老者（乞丐）就问她是否想回到从前的样子，女主人迫不及待的说当然是。于是老者（乞丐）就拿出一个滚烫的瓦片说：你坐在上面就能恢复原样了。结果女主人坐上去之后，身上的毛发没有褪去，反而烫出了两个红屁股。这就是猴子的祖先。
那么为什么人们更偏好猴子的故事呢？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我的想法并不是特别的完善。比如西游记里面，就是孙悟空了。它是齐天大圣，可以齐天说明是南方，主运化所以猴子一方面跟人特别类似，是灵长类的动物，能跟人一样直立行走，能比较快地被驯化去模仿一些人类的举动，也能像人类一样哺育幼猴。但是猴子整体是比较躁动不安的，并且猴子在挑衅别人的时候喜欢露出红屁股。因为斗牛不都是用红布么，红色比较能够激起人的斗志。所以猴子它本身不是比较躁动不安的。因为猴子和人比较类似，人们基本上不会拿一条鱼来和人作比较，因为鱼和人相差甚远。猴子和人外形上比较近似，又因为它比较躁动，所以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因为）不能够冷静而出现的错误。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喜欢拿猴子来作为一个比喻（的原因）。也就是猴子在很多方面都和人很类似，但是没有人的智慧，没有人的冷静，所以（拿）猴子引以为戒吧。
第四个问题，学习《猴子的故事》，对照当前的社会思潮、趋向，你有何感想？
这个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病人了，因为自己从事临床快有三年的时间了。我所处的环境就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所以病人来的时候不会对你有仰视，他更多的时候会觉得：不就是一小破医院么，一小大夫，那么年轻，你得伺候我。所以在这么一种环境下，（这跟）当年跟师父跟诊的时候完全是两个心态。因为当年去找师父的人，第一不会有什么大病，基本上都能够是走着去；第二是慕名前来，所以本身就有一个仰慕之心。所以当时王老师对病人怎么样的教诲，病人都比较容易接受。因为跟师时间太久了，所以这种习惯也会继承之，所以一开始到医院的时候会因此而困惑，之前我也和梁先生（在）私底下问过一些类似的问题。比如说我一再地跟病人强调说你要锻炼，或者说你不可以抽烟喝酒，这样对你不好。我觉得我已经是掏心掏肺地跟他说，但是病人呢，基本上他只关注他的指标，就像猴子一样它只关注的是花生米。（病人）他只关注的是，我现在头晕，你能不能一副药给我解决；他只关注的是，我二十年的高血压，你能不能五副药就不让我再吃西药降压药。但是你要是让他去吃一辈子的降压药，他觉得这很正常；我说你可以不用吃降压药，但是你要吃一辈子的重要，（他）不能接受。所以病人就像猴子一样，他只着眼于：我要“吃那个花生米”，但是他从来不管：我怎么样才能“吃到花生米”。所以病人总是说：我要消症状，但是他从来不管：我怎么才能以后不这样，或者我以后有个更好的结局。一开始，我总是以我的角度跟病人反复的强调这样好那样好，但病人往往觉得：你说了就说了，我听了就听了，该怎么样还怎么样。下次来了还是跟我说：哎，你的方子不管用。我问他抽烟了没，他说：我抽了，我已经抽得很少了！（总是）不管用，就是这样。
这篇文章也说到过，它强调：人的心思，每易从其要求之所指而思索办法。所以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庸医啊，因为他们都是顺着病人的要求之所指而思索办法，所以才有这么多只管消症状的大夫，因为病人的需求就是消症状，立竿见影。所以如果顺着病人的需求去思索办法，那必然就是消症状，这样的医生是我所不愿意做的，我想去给他提供更好的办法。那这样的话，我就要冷静，我不能急。因为我之前刚去医院，我曾经拍着桌子骂病人，骂到最后就围观了二十多个病人在那里看哪儿来了一个小大夫这么大的脾气啊。但是那个病人最后的结果是非常好的，他很听话，从此以后改掉了所有的恶习。但是现在想起来，其实是很侥幸的。因为那个病人，我不知道最后那句话触动他那根神经了，他转变了，他不再只关注那个花生米了，但是这个方法不能够推而广之。所以当时梁先生跟我说了一句话，意思是：要永远允许别人比自己晚一步接受真理。就是说大家都是往真理那条路上走着的，我走在前，但是不能要求别人跟我走得一样，甚至走得更远。我要接受他走在我的后面，并且要等待他，等待真理自己呈现的那一天。所以说，像最早的时候，接诊高血压的患者，学医的都知道，冬天到春天的（这个时间段），血压本来就容易高上来。有些病人的血压本来就在200/100（mmHg），如果按照王老师的教育方法，肯定是要把西药彻底断掉，然后你开始吃汤药。因为中西药的确在治疗的机理上不一致，（同时使用）的确会对病人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问题是，这个病人一旦断药他就会很害怕，他只关心的是：如果我断了降压药，那我血药会更高，那我就会得脑血管病。那么这时我让他断了降压药的危害，反而大过了让他继续服用降压药。在这种情况下，我现在，不能说是妥协，但是开始允许他，等待他去体会他自己身体上的变化。我会让他先接着服用，我先给你汤药加上，一周之后，你感觉怎么样，血压挺稳定，能不能减半片，能不能减一片，这样慢慢地减下来。就像梁先生说的，对病人尽量少用：“你不许怎么怎么样”，尽可能不让病人有逆反的心理。其实很多时候医患关系纠纷的要点，就在于他无法接受医生对他的“命令式”。现在很多人就要求平等。平等是什么？他医学上的知识可能是零，可能什么都没有，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观点，但他也要求你跟他平等。这个平等，不是说我要一瞬间知道跟你一样多的医学知识，而是说我希望你能把我当成一个跟你对等的人来交流，也能有由我说话的权利。这个是病人方面。
还有这个“心急”、“不够冷静”或者“只盯着花生米”，让我想起以前看过的一篇文章，其中说：中国人特别喜欢干一些急于求成的事情，尤其是这几年。比如说北京的地铁，恨不得就一年通上十几条。咱们造立交桥也是，恨不得三个月就把立交桥给修好。就是永远讲求业绩。但是比如说德国人，他可能会用三年的时间造一个立交桥，而且德国人从来不会为了比如“两会”要召开了等情况就赶工，就加班。他永远都是八点来上班，十一点准时去吃法，抽袋烟，然后下午两点来上班，五点就回去休息。他不会因为任何原因来提早他的工期。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报道：一座桥刚建好，恨不得剪彩的那一天就开始修，然后就一直修到它报废的那一天。所以都说，中国的房子都是七十年的产权，很多人关注说七十年之后怎么办，这个房子是不是我还要交钱。然后网上就有很多人跟帖说，你根本就不用等到那一天，因为你的房子根本就等不到七十年就会变成危房被拆除。但是大家看外国的很多建筑，就是百年不坏。所以，只注重一个指标，只注重我这个城市在多少年之内就能有一个变化，比如说当时我们赶奥运会，恨不得一天晚上就铺好一条路，最后的结果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还有一个故事呢，不是很确定，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跟我说的。他们（出租车司机）在抱怨，北京市现在不是巨堵么。然后他们说，在上一次金融危机的时候，恨不得世界上所有顶级国家的GDP都在下降，唯独北京市的上升了。因为当时的市长放宽了一条（政策）：允许外地人（在北京）买车买房。所以导致现在房价飞涨，车辆暴增，然后等到这个车终于开不动了，就开始限号了。其实这个我看过一篇文章，是梁思成在很早很早以前规划北京市的时候，他就提出这样的（城市）规划肯定是要堵的。当时国家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有听他这个建筑大师之言，就这么做了，于是还不到六十年，就已经堵上了。
所以这个“新官上任三把火”是很要命的，他“三把火”就意味着他要业绩，就意味着他不能冷静的去看这个城市最后的规划。比如说在我们家。浙江是一个很发达的一个地区，但是我们市是浙江省的“西藏”。我们那儿的领导为了（城市）迅速的发展曾经干过这么几摊子事：我们那里适合长橘子。那几年橘子卖的很好，所以那些年大家必须全都种橘子。在这样的物价下，去年的橘子好点，前年的橘子的收购价到了几分钱一斤。所以，他要的是漫山遍野的橘林，最后的结果是橘农反而是越活越苦。他，这个领导，怎么怎么努力，就（以这里为）跳板跳到更好的位子了，但是受苦的是老百姓。
所以在这么一个社会的大环境上面，人必然是这样急功近利的。所以说将来，我们面对的病人群，会非常非常的难以面对，因为你要改变的不仅是他的身体，更要改变他这么多年在这个环境下所熏陶出来的这么一种急功近利的心理。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任重而道远。我在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面，很多人问我的得到了什么，可以说，肯定没有在三甲（医院）学的东西这么多，也没有在三甲（医院）那么多的机会，也没有三甲（医院）那么好的效益，但是对我来说，对我最大最大的帮助是：在这三年中，我学会了怎么让自己慢慢地冷静下来，然后让这个冷静去感化身边的人。
先生：刚才黄芊同学讲的这个，我也非常有感触，因为当时她非常诚恳。也算是她的师父把、她推荐给我，也是托付给我，希望我在心理学方面给她一些建议和帮助。她呢，就很快找到了我，而且她马上就提到了在临床当中，用她师父的这些东西所遇到的一些困惑。我跟她做了探讨，而且我记得很清楚，我跟她说过，可以去试（我的方法），可以去做比较，不是说你必须按我的（方法）办，最后她试出了效果。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过程，就是她容易（把别人的方法）内化，下一回她会自觉地做这个事情。而不是说做着做着还要看本书（对照一下），这样是不行的，这样知识还不是你自己的，还是书本上的。在这个方面，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要活在当下。
我们要有这种意识。在这（件事）里头，我们在做的时候不能有任何的杂念。我还记得我后来还从心理学咨询的角度给她讲过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你要和患者组成一个健康的联盟，为患者的健康一同来努力。而不是你病了，我来给你（想办法），你等着吧。而是我们一起来为你的健康做一些事情，你愿意么？一个人要是想自杀，绝对不会来找你（医生），他自己撞死就完了，（他来找你，就说明）他一定是愿意（为他的健康努力）的。这样，我们就有了共同的动机和追求，这样的话，医患的关系就不一样了。这样的话，你就提高了你跟他融洽交流和对他其他的影响（的效果）。因为仔细想想，我们（医生）是要来做这个事情，所有的医疗机构都应该来解决这个问题。
江湖骗子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所有真正的要（为病人）做治疗，要帮助病患（的医生），他其实都是要寻求一个医患的联盟（关系）。没有这个，其实（为病人做治疗，为病人的健康努力）是做不成的。
我这里有一个例子。我的一个亲戚，是（有）“试管婴儿之母”（之称）的张丽珠教授（张丽珠，妇产科学家，从事医学研究、教学和临床工作达60年，早年获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先赴美国作博士后研究，主攻妇科内分泌学，病理学，局部解剖学和肿瘤早期诊断；后受聘去英国做妇产科临床工作并考取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资格。回国后，长期致力于妇产医学的研究和临床工作，并不遗余力地培养人才和进行学科建设。是新中国妇产科学的重要开拓者和现代生殖医学的先驱和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培育者，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名誉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1988年3月她开创了中国首例试管婴儿，使中国跻身于国际领先水平。她被称为“送子观音”、“试管婴儿之母”，受到国内外医学界和人民群众的好评），另一个跟我很近的亲戚去找她做试管婴儿，做了两次都没有效果，老太太（张教授）也很遗憾。后来呢，去做试管婴儿的两口子，因为和我同辈又和我很近，有一次我们坐在一起吃饭，我就问（试管婴儿术失败）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女同志就说，吃排卵的药太难受了，吃着吃着就不吃了。但是老太太（张教授）不知道啊，（做试管婴儿术的女同志）不遵遗嘱，她（张教授）也找不出来（原因），她（张教授）也没办法啊，她（做试管婴儿术的女同志）就觉得做不成，做不成就不做了。可见就是她（做试管婴儿术的女同志）没有跟医者一条心。还好就是她（做试管婴儿术的女同志）自己明白她自己没有坚持到底；她要是再糊涂，回头再去再去散（布谣言）去，（医生）就更没地方说理去了。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因为（医生治疗）所有的事情一定离不开病人，病人如果不治，（医生）就没有办法。（医生）给他（病人）开了药，他吃不吃，一定取决于他，（医生）不可能到他们家去看着他去。所以在这种事情是，你真正的能和他（病人）共情，有共同的追求，有共同的认知，那么我们做这个（看病）事情，效果就会大不同。并不是说我们要呵（护）着他（病人），哄着他，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真的有大的慈悲心来帮助他，帮助他的身体向好的、健康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你和他（病人）的冲突就会大大的减少，最起码他不会怀疑你的动机。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我们上来就怀疑他的动机，那么（我们和他）的关系也（就变得）很糟糕。如果在动机上给对方贴了一个标签，他很快就跳起来了。如果（你问，）你来是不是要杀我，那么对方一下子就没办法说话了。所以我们在动机上也不能一下子否认别人。
刚才她（黄）讲得事情非常的关键。我们想一想，现在有太多的事情我们都急于求成。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中国大陆）的城墙都已经被拆的差不多了。曾经网上有一件事情特别的搞：就是平遥的古城墙塌了，有人立即就说：看！古代也有豆腐渣工程。接着就有网民想：不对啊，人家（那城墙）都已经一百多年了。咱们的豆腐渣工程要是都一百年以后再倒那都能得鲁班奖了！
（大家笑。）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古代人修城墙的那个态度（多么认真）。我们都知道古代城墙的基本结构，里面基本都是要填土的。古代（填城墙）的土平时基本要（挖出来以后）三到四年才能用，除非打仗来不及了，那是另外一种情况）。因为他要（把挖出来的土）来回翻，来回晒，一年四季的连着动。那时候的人有这么一种觉知：里面会不会有虫、鼠、植物的种子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少数的城墙上会长出树来，大部分的都不长。他们没有（对土）生物的杀灭的处理，就这么来回倒腾，来回翻，也不夯，也不急着往里面填。里面有树苗啊，草啊，基本上也给弄没了，最后再填进去修城墙。咱们好像都是“大干快上”，看谁更快。所以（现在做出来的很多）东西一定呆不住。一个速成的，就想跟那个（做了）多少年的一样，是不可能的。我们都可以看到，好的木头一定长得慢，没有好的木头还长得快的。这实际上也是一个积淀的过程，你一定要超越这个过程，那么是做不到（好的成果）的。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希望看到因果的距离特别近，让我们有一种安定感。
好像恨不得一上这个药，血压就下去了，（病人）就觉得（这个药）好使，至于后头所带来的问题，因为现在看不到，（病人就不去考虑了）。法国有一个社会学家，他讲了一句话，我讲课的时候也多次引用，他说：人们根据愿望去许诺，但却根据恐惧去行动。比方说，一个人觉得要身体健康好，于是觉得就要（我决心要）慢慢锻炼，这是许诺；但是这会儿困了，于是就要去睡觉去了，这是行动。包括不戒酒不戒烟，戒了怪难受的，改天再戒。有人不是说么：“戒烟这事儿太容易了，我都戒了一百多次了”！
（大家笑。）
因为我们都希望快，一慢我们就沉不住气了。教育上讲的更荒唐：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我就问了，那你让他输在哪，输终点上？
（大家笑。）
可不就是么？你样他输在起跑线上没事儿，他终点还能赢回来。那你让他还输在哪？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诡异所有的东西（大家）都想把它变成一种比赛。在2000年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有一个教授在写新世纪寄语的时候说：我希望我的祖国经过漫长的历史以后，它不要变成一条条跑道，我们总是在上面比赛，我们可不可以坐在下面晒晒太阳，欣赏一下草的清香、花的芬芳。我们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就总是赶，要快。
昨天我还接到了一个北大课题组的一个女生的（电话）。她非常强，在XX那边各种比赛都得冠军，考试成绩也特别好，是他们学校的尖子。所以她有一个特权，可以去老师的办公室。昨天特别晚了，老师走了，她就用办公室的电话给我打电话。她说：“我特别恐慌，觉得我每天过得不踏实。我现在复习也复习不进去，我特别想干一件事，我想跟您商量一下。”我说好。她说：“物理课我已经复习了。我们的物理老师特别没劲，我准备明天让他难堪一下，我已经准备好了。”我问：“那你能从中间得到什么？”她回答说：“可以让大家很开心啊！他讲的那么无味，我给他一个难堪不是很好么？”我又问：“那难堪以后你准备怎么办？”她说：“我还没想。”其实我能理解她，她还是很愿意去思考问题的，而且她也把她内心很多真实的想法讲给我。她甚至问我:12号港大的面试，她还去不去。我问她为什么不来，她说她北大的笔试考砸了，港大的考场设在北大里，她觉得抑郁。我说：“你不是爱挑战一切么，你就来挑战北大吧。”她回答说：“我快挑战不动了。”其实你仔细听她的想法的时候就会发现，她觉得让自己空下来静下来就会有罪恶感。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其实正是这种空、这种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智慧的萌芽和思想的闪光。我们如果躁，是内心的不平静、不宁静，把握不住自己了。如果走到极端，可能就是一种强迫行为了，可能一定要弄一个动作，来回做，来释放自己的焦虑。其实《猴子的故事》是很浅白的。我倒是觉得这种浅白的东西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理解时不会有大的偏差，操作性比较强。
前不久我还接了一个咨客，这个咨客特别崇拜《爱的觉醒》等克氏的东西。（克氏，吉达·克里希那穆提，印度著名哲学家，是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新时代运动”又称“东西文化合流运动”，紧密相关的思想大师，在西方有非常大的影响。他主张真理纯属个人了悟，一定要用自己的思考来照亮自己。他一生的教诲都在帮助人类从恐惧中彻底解脱，体会生活的真正乐趣。他的四十余本著作，全是由演讲和谈话集结而成，目前已被译成47种文字。大陆已经翻译引进过他的多部作品，如《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重新认识你自己》、《一生的学习》。）（《爱的觉醒》内容简介：能够爱就是最实际的事。克里希那穆提以素有的亲切态度及循序渐进的启发方式，为人们深入探索自由的真义，人与思想的关系、何谓爱、恐惧的根源、意识与潜意识、生与死、暴力的本质、人类根本的改变等问题。克氏提出，我们必须先自由，才能够探索。唯有摆脱一切知识、理论、成见等一切执着，用心地观察，才能够看到真实。他认为，与爱相比，战争、野心、贪婪、生活方式及教育方式都是不实际的。而爱、没有野心、不被别人的话语影响而能独立思考等等，这一切都非常实际。）他给我讲了很多克氏的东西。我就问他：“你讲了这么多东西，你怎么把自己给搞抑郁了？”他说：“因为这些都是灵修的东西。”我说：“灵修？那你不能做隐士啊？你有做隐士的机会么？”他说：“也没有。”我又问：“那你准备怎么生活？”他说：“反正我在我家住着，我爸妈管我。”我说：“那你灵修的结果就是啃老，我不看这个克里希那穆提的东西也可以啃老啊！你这样啃的也太累了。”这说明你要去做，你脑子不能转。很多抑郁的、强迫的（患者），他都是思想太前，行动太后，最后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冲突，最后他就受不了了。他钻的越深，冲突就越大，因为他内心的感悟和他的行动整合不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教学大纲，一个年级一个年级（的计划着），而不是一上来就放卫星：一年级就讲微积分。这样会超到美国前头去么？不可能的。一定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有的过程都应该循序渐进的，你省去的（环节），最后一定会要补上。谁都没有近路可抄的。你看毛主席，他自己就开了一个“快车”。你去看他自己写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
他开始就是讲：建国之初，要搞新民主主义革命。那时候连共青团都没有，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那时候非常低调，而且要留资本家。但是你发现，他（这个革命）很快就不行了。而且去看史料会发现，到了1953年他和我祖父冲突之后，所有的政府内的民主党派人士，无论是挂衔的，还是真的，统统都被清除了，一个都没有。
最开始的时候，傅作义（傅作义，1895—1974，字宜生，山西荣河，今山西省临猗人，是一位抗日名将、追求进步的国民党员。1949年1月，他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的主张，毅然率部起义，促成北京和平解放，使古老的文化故都北京及其全部珍贵历史建筑完好地得到保存，200万北京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免遭战火。解放后，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后来的水利电力部部长，长达22年之久，为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还当了个水利部部长，黄炎培（黄炎培，1878-1965，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他以毕生精力奉献于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为改革脱离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传统教育，建设中国的职业教育，作出过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破“不为官”的立身准则，欣然从政。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还是轻工业部部长，全部都给赶走了。实际上就是彻底一党话，只有看的份儿了。他（毛）倒是不是想从政党上，或者个人权利上怎么样，而是想把这个车开得更快一点，更快地开到共产主义去，你们（民主党派）这些旧的思想太多，我们开起来不过瘾。最后开快车的后果就是上千万的人命都没了，生生饿死了，这个代价太惨重了！这并不是毛想要的结果。其实我们仔细想想，还是得要沉住气的。不然我们像猴子一样，光看见一个可见的东西，立刻就想放一个卫星出来，让大家都安定。当你作为一个执政者。你这样的时候，你也容易把民众的心弄的更毛躁。因为“上有所好，下比甚焉”。
我上次说我跟一个教育部的同志吃饭的时候，我说，这就是政府把假文凭的东西弄出来的，因为你来回要看（要凭它决定晋升与否），所以才有人要造啊。因为提拔的时候你要看（我有没有），所以我就造假呗。
所以相对发达的国家他们造假文凭的就少，因为他不看（文凭），主要看你的能力，所以没有市场，你买这个也没有用，而且挺贵，警察还抓，所以干脆不用了。这是一个经济获利的行为，我做了这个假（文凭），我一定是有所得的。所以（政府）的这种干部提拔（政策）就把假文凭（的需求）给拉起来了。包括那个胡长清（1999年10月至12月间，北大就胡长清的假毕业证书、学位证书问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事实证明：胡长清所持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是从社会上贩假、制假的小贩手里买来的假北京大学证书。1992年，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室主任的胡长清，找到当时在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担任教务管理办事员的焦某（1994年借调到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1995年底正式调入，离开北大），让焦为其搞个北京大学成人教育毕业证书，焦某一直没有找到可乘之机，直到1993年，在胡长清的催促下，焦某就自己花钱在海淀镇让贩卖假毕业证书的小贩为胡长清订做了假的北京大学函授毕业证书，取回后送给了胡长清；1995年，已经调离北大的焦某又用同样的办法，为胡长清在街上买了一份假的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证书，送给了胡长清（当时胡已经到江西任职）。胡长清东窗事发后，中纪委办案人员曾就此到北大要求协助调查，经调查取证，认定了上述事实，），人家买了一个假北大的文凭给他，他都过关了。这个事情其实很滑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想的是：高素质人才，高知识人才进入领导层，但是没想到把做假证的都给养起来了。这里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做事情）不能是直线型的，不是你想要什么你一弄就出来了。包括这个房价的问题，我觉得它的根本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主要靠卖地。所以你让他（地方政府）把自己的腿剁下来包饺子，小腿肉少就把大腿砍下来，他下不去手啊。包的饺子是什么？就是经济适用房啊。他真的是下不去手，因为剁下来就不是他的了。包括北京，都是上百亿的土地财政收入。（利用这些收入，）他又可以盖一个什么东西，让领导看着满意，他就可以向上再走一步。那（这个房价）的问题一定解决不了。这样实际上会把国家搞坏的：大家都去炒房子，这样其实是没有财富增加的机会的。没有房地产商可能我们只是住得很挤，如果觉得做鞋利润太低，导致没有人做鞋了（我们就麻烦大了）。经济社会中大家一定是要逐利的。
以前我也不知道。包括我最近接触了一些金融界的，金融界的收益你根本想不到（有多高）。一个分行的行长，一百万肯定是不行的，怎么也得两百万的收入，近水楼台先得月，钱从他这里过。这个太恐怖了，你根本想不到的。（收入）跟你的学历没关系，跟你就职的位置有关系。假若，他住在金库边上了，掉下来的扫一扫就能打两个戒指仨项链了。这样就不对了，都去仅为个体逐利了，大家就都惦记着——哪里有便宜占。这个社会会出事的。因为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大（从而）给自己带来的附带的利益大，这个实际上是对的，会推动这个社会向前走。 这两篇文章，可能我讲的比较白，但是如果你真的去做，很难。特别是当对方对你有很强烈敌意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做法都是让自己舒服的快乐的，比如我骂你一顿，你不说话，我很得意，但是后果都是很长时间才能的出来的。包括我刚开车的时候，很多人抢、夹、弄，开始我也很愤怒，后来还是让着他吧：第一，你不能跟他撞；第二、从来都是有理的让没理的。而且让他让都有一天他碰到一个跟他一样（不讲理）的，他们就PK一下，干掉一个就好了。
（大家笑。）
我们没法教育他，有人教育他，他自己就互相PK了。从进化论的角度说，他就被慢慢地淘汰了。下次他教育自己的儿子的时候肯定不敢（让他）这么开车了。你自己不要去解决。你开车的时候要想清楚，交通法规是给你自己定的。你不能去指责他（违章），你不是警察啊，你不能罚款，你不能扣车，如果去撞了，最起码你还要搭功夫（修车）。所以在抢的时候，我就让着他。回来两个都被让的喜欢抢的互相抢一次，就算侥幸没有出事情，他也应该醒过来了。所以不要去管，要靠规矩去起作用。你不是警察，你只能把你自己管好。
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
李丹：我想就“智慧”说一说。书里说，“智慧有一个要点，就是要冷静。”然后您提了一个“急中生智”。我觉得梁漱溟老先生说的那个智慧，和您说的那个智慧有层次上的分别。就像刚才黄芊师姐说的，这个“急中生智”需要有知识的积累，相关的经历，或者看到别人经历过，所以在一个类似情况下，我能想到办法来处理这个紧急的事情。而梁老先生说的“智慧有一个要点，就是要冷静”让我想到了《大学》里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个“能得”得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智慧。当我们能够静下来的时候，当我们的气机能够沉下去了之后，我们肾气足了以后，我们的智慧就长了。
还有就是之前说到的“信任”的问题。在我们今天晚上过来的时候，从中关村的地铁站到这里的路途上看见了一个乞丐。我们一群人就很坦然地走过去了。然后看见郭师兄（经过）的时候很慈悲地就给了那个乞丐钱。我就觉得，我们现在都觉得很多乞丐都是幕后有一个组织在操纵，（行乞）是他们谋取利益的方式。但是他（郭）没有这
么去想，他信任他（乞丐）。以前我就觉得（施舍给乞丐）是纵容了他们不劳而获。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学习，看到师兄这个举动，又结合今天晚上谈的，我就知道了。他（郭）这么做，是在帮助自己，是自己在修行，是培养自己的慈善心，不给自己理由去冷漠地对待所有的人。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些乞丐就是在欺骗，那你就会觉得你没
有理由给他钱，没有理由去同情别人。这个思维习惯是会被培养的，最后不光是对乞丐，也会这么对你外周的人，同情心也会慢慢地淡掉。这一点是我的感悟：我觉得去信任别人，不仅是为了别人，也是为了自己，去培养自己的慈善心，让自己更好的去觉悟。
程：当我每次面对乞丐的时候是这样的。现在有很多的地方都有乞丐，如果是孩子的话，我是从来都不给的。因为我觉得孩子特别小，一般不会是自己想要出来乞讨，应该都是有组织的，所以不会给，我觉得（给他钱）是助纣为虐的。如果是四五十岁的，自己可以拿着盆到处乞讨的，而且身体还比较壮的，特别是男性，我觉得他有自己的力量，哪怕去捡破烂去卖呢（都可以有一点收入）有一个出路，你在这里乞讨（，属于不劳而获）。我的钱也不是白来的，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助长他们不劳而获（的心理）。一般我看到年龄比较大的，还有妇女带着孩子的，你觉得他们丧失劳动能力了，残疾的，那我零钱包里有多少零钱我就全数倒给他们，如果我没有零钱的话，我也不会特别大面额的塞给他们。还有一种乞丐，是他们在地铁站、地下通道卖唱、卖艺的，我一般经过都会给他们钱。因为我觉得有的属于（才艺）真的很不错的，像民间艺人一样；有的是我上下学路上的风景，他们努力了，做事情了，然后他们生活上有需要。（遇到这种）我也是零钱全部倒进去。
李丹：我有一点看法。就是你说看到妇女或者残疾的，你觉得越可怜的就越去相信他。
程：我觉得这个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我是凭借他（是不是有）能力而给他钱，不是说他不是在骗我。我觉得他有能力干其他的事情，不来乞讨，也会有其他的活路，而（乞讨）是一种最不劳而获的活路。我只是不助长他们这个（行为），而不是说这个骗我没，那个骗我没。
范：我觉得郭志晓的做法就很好，因为我觉得可能郭志晓修行也到了。开始我也想，遇到乞丐你给不给钱，其实就是一个自己判断力的问题，是分别心的问题。你为什么认为他可以劳动，认为“他是不是可以不老而获”，这是你的认为。我觉得有的人可能看上去壮，但是他可能滞纳啊什么的，退一万步，我觉得一个人去被迫去乞讨都是有原因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给与不给，对与不对的问题，我是觉得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对于事情的好坏的辨别能力，在辨别的时候，一视同仁的去辨别。不要主观上给他加一个判断说他应该不应该（得到钱），而是你愿意给不愿意给就完了。
黄芊：我想起王老师之前也说过这个话题。他说，在不同的场合下，不同的人（咱们的学生），面对乞丐（应该）有两种做法：要不然就都不给，要不让就都给。都给是为了灭自己的分别心，都不给是为了灭自己所谓的慈悲心。但是如果这个给，这个不给，肯定是有分别在其中的，（有分别心，就要去除它）那干脆就都给。如果你给了就觉得自己高高在上，那就都不给。其实最早的时候王老师教我们道理的时候，都是用很霸道的方式，也就是很多人说的传统文化的方式。比如他发现我一个缺点，在我改正之前他从来不会跟我讲为什么，他不会苦口婆心的说：你应该这样，你看你这样做，不好，还是那样做吧。他不会。他只会说：这个你就这么做。我从小到大，父母教的，看见乞丐都会给钱的。但是有一次我被一个乞丐骗的非常非常惨，把两年的压岁钱全部给他了因为他瘸腿，可是这个乞丐一下楼跑得比我还快。从此往后我就再也不给了。可是有一次看见一个老太太觉得特别可怜，我就在犹豫给还是不给，于是问了王老师。王老师说，你都不要给。后来等他发现我看见乞丐能很坦然走过去像没有看见一样（的时候），王老师说，你都给吧。
先生：这个我觉得，可能咱们开车的有印象：在交通路口还有要钱的。这个绝对不应该给，给了以后他的危险就增大了，等于说你用（给他钱）把他诱惑过来了，他觉得这是一个赢利点，然后在车辆间来回穿行，就把自己（置身于）危险，特别是小孩子在这里跑。你不给的话，他要不到就不来了，不来了就安全了，其实这是你对他负一个大的责任。这是一个建议。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想清楚。我曾经处理过一个案例，是一个小伙子，高二。他母亲是一个天津的企业家，这个孩子就偷着拿家里的钱，但是他会资助同学。帮同学交学费或者改善伙食。他母亲觉得这个事情不对，老这样做，说不出道理在哪里。后来我就和这个孩子探讨，我说：“你可以帮助同学，但是你要用你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上学用的是父母的钱，我们用他们的钱去施舍，这个可能有点变味。如果是你打工来的钱，你去（施舍），这可能是另外一个态度。你不能借花献佛。我说：“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压岁钱去给同学交学费，妈妈搁在家里的钱你给拿走了。”他说：“我妈钱多。”我说：“你妈钱多，钱多也是他的钱。是不是我们大家没有钱都到你们家拿就可以了，何必通过你转手呢？开着门，贴一条：没钱进来拿。这样不就好了么？”
（大家笑）
所以大家看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这个“给”是真的给，不是游戏，也不是拿别人的资源去买自己的获益点。我记忆非常深刻,在我女儿小的时候，小孩儿都爱逗,比如吃的，给爸爸吃，给妈妈吃。她给我吃，包括给她妈妈吃，我们就都给吃了，比如说香蕉，给了就吃了，吃完了就没了，没了就没了。不是说说给这根，我去给你买
一堆来。从来没有。如果没了（吃完了）就没了，还剩的有（另外的）你可以再去吃。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把给予，弄成游戏，弄成演戏，弄成交易。所以到了我女儿三四年级的时候，她母亲单位旅游带她去。很多孩子都去了，给小孩儿买零食买吃的都是一人一份，领完之后孩子一下子全散了，只有我女儿，拿着东西找她妈妈来了说：妈妈你吃。旁边有一个同事，她的孩子比我女儿大两岁，她很吃醋。她把孩子叫来说：“妈妈给你们买冰棍，你一定要拿回来给妈妈吃，回来妈妈给你买四根！”买完了（分给孩子们之后），孩子们一下子又散了，回来的还是我女儿。所以“给”是真给。她初中以后，她的成绩她不说我不问，经常去开家长会有光荣榜，我一看，哦，成绩上
去了。因为她跟我说了，她这次期末考试已经是年级第二了，所以她的奖学金肯定是跟着成绩走，可是我看奖学金（名单）上没她。于是我就问她：“奖学金怎么没有你？”她说：“争得很厉害，钱是身外之物，所以我跟大家宣布我退出了。”她不要了。这她是真给，不是作秀。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她给我吃了东西，（东西没有了）她有
了失落感，但是我会给她讲故事，我陪她做游戏，所以在精神上她并没有损失感，所以她给是真给了。如果一开始就弄成了一个游戏，一比交易，我给了你俩，最后没回来，我亏了，那她（以后）是给不动的。所以这个也很挑战，她小眼巴巴的望着你，没了，对做父母也很煎熬。但是你要让她习惯、认清事情的本质。所以在奖学金的事
情上，她让是真的让。当然后来我也跟她交流这个事情，是不是同学会感觉很无趣，哪怕你把它领回来再捐到什么地方，捐到你喜欢的地方比如绿化，这样是不是好一点。她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所以说你给的时候要真给，不是拿你妈的钱去散去，然后（别人）说他真大方，其实这是假大方，其实这个心也是不诚的。如果你要给，要
给你自己的钱。所以后来的孩子才能停止这个事情，因为（开始的时候）他觉得他在均平富，那为什么不拿你自己的去均呢？后来这个行为也通过父母和他一起处理好了边界的问题，最后才停下来。我希望大家明白，如果要给，也要给你自己的，不能拿父母的钱假装大方。因为你也没有自食其力，所以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
就没有打理好就去管别人，这个不合理。父母要行善自己直接就行善了，没有必要通过你。
李：我假期看了一个纪录片是关于梁思成的。我一直在想，我们的城市应该变成什么样子。梁思成当时提出，北京市中心应该建在月坛，这样就有了一个新城，一个老城。保持老城的原貌，让大家有一个休息的地方，新城用来发展。他当时提出，城市是有自己的经络的，打乱它是要出问题的。他反对以天安门为中心建设城市，也觉得道路不应该建的那么直，应该把车流的速度降下来。他当时说五十年之后，空气、交通、人口都会出问题的，大家会后悔的。大家就批判他，说这个是延缓社会主义的发展素的。但是批判“二梁、二胡”反动思想。包括他提倡的建筑形式是故宫的那种大屋顶，被认为是搞浪费。那现在来看，他的想法是不是对，而且我们应该怎么建一个城市。当然不能像毛主席说的：站在天安门城楼下放眼望去都是烟囱。但是我们应该建成什么样子，古城保留在什么地步，希望大家讨论。而且这几年家乡的发展大家都看到了，城市是像世博会说的那样“让生活更美好”，还是带来了很多问题。
先生：我曾经看过帖子：我们办奥运、办亚运，我们能不能把春运弄好？为什么光去争光了，不去把基本事情办了。我们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妄念，去投机取巧，不是真正的以民为本。有的时候甚至让老百姓不高兴。我说过，最先接近真理的一定是少数人，那么大多数人一定不同意向新锐的新认知靠拢。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可能要挨骂。李敖说过，这就是大道德和小道德的概念。小道德就是马上让老百姓高兴。总理去给人民倒杯水，我们很感动；但是我看，最近金融危机了，被高盛骗了几百亿美元，没有人管。这就弄拧巴了。不能因为那个损失我们看不到就没有人管了，给孤寡老人送钱包了很有镜头感（就有人做）。大道德都是阴德，阴德是阴的，是看不见的。能不能不要到要死的时候把事情解决了，而是不让他到要死的状态。（大道德）在那个瞬间的时候大家不一定赞同，但是很久很久以后大家会发现这个挺好的。我们要让国民成熟起来，不急于做什么东西，特别有画面感。大家看巴黎，都是老街老道，他没有压力。可是我们有规划啊，写了就要兑现啊，深层的民意很难得到充分的收集。能不能让你选拔的人大代表多和老百姓接触接触。包括倪萍说：“我从来都不给政府添乱，我都投赞成票。”这都什么话，那干嘛还要协商呢？
我记得1986年搞过一次学潮，搞“全盘西化”，也挺厉害，从北大游行到天安门去了。但是我祖父还在世，有一家国家的大报采访我祖父，那个记者在我看呢就给老头设了一局，他问，你不是反对“全盘西化”么，那现在学生游行你有什么看法。我祖父说，搞这个“全盘西化”靠游行是不行的，你让他游行去好了。这个答案吧，第一我祖父反对“全盘西化”，第二他不反对游行，于是这个报道就登不出去了，老头儿没掉到那个陷阱里去。
（大家笑。）
其实本身也是这样，不可能靠一个游行就把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干掉了。我们要对规律有信任，不是说一着急摁住就完了。执政的人必须给他们松弛的环境，让他们闹完了就明白了。国外的游行很多，也不是一游行就成功。
时间不早了。我觉得今天比较好的就是两个同学讲的比较深入，至少对她们自己的学习是有推动的。然后就是大家参与的程度高了，大家有了很多发言的机会，更多的实践了。
高：先生，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讨论了很多国内国际的问题，我们应该用什么角度去听。因为大家讨论看问题，可以培养我的看问题的能力，但是对我个人的作用在哪里，我自身能做什么。
先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因果一远了，我们就耐受不得了。这是一个思路的启迪，眼界要开阔。而不是像猴子一样只看见花生，就晃悠，没拿着就回去了。如果想处处都有用，生活会变得很无趣。如果凡事都要看到结果，那么生活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