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次读书会《寄宽恕两儿（1948年）》内容整理
主持：曹凤娇 督导：潘爽
曹凤娇：第一道思考题：相比老一辈的人，为何80、90、00后的年轻一代被评价为更自私、自我？自私与自我之间有何区别？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文中提到：“许多青年为个人出路发愁，一身私欲得不到满足，整天怨天尤人、骂世，这种人最无出路，最无办法。”我就难免对号入座，查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年轻人？我其实承认我为自己的出路发愁，也想满足自己的欲望，但不常常怨天尤人，更是想通过学习、努力来实现自己的诉求。但也有一种人，比如一些阿姨，为家人操碎了心，却得不到她想要的尊重和爱，而变得暴躁、怨恨。所以我宁愿做一个为自己出路考虑的人，也不愿像她们看似无我却怨气冲天。现在热播的《欢乐颂》中的四个姑娘也都是为在为自己打拼，这普遍反映了当今社会年轻人的发展方向和状态，难道这就是自私吗？就此大家是如何考虑的呢？同时如何看待自私和自我之间的区别？
杨卫：年轻人总被批评太自私，太自我，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老一辈是完全没有自我的一代人，他们完全被dang的思想所控制，完全按照dang的意志生活，所以，当看到后代和自己不一样，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自然会排斥，会批评：啊，你怎么能和我不一样呢？另一方面，现在批评80后自我自私的声音少了，主要是批评90后，甚至00后。我想社会批评的实际是当时20岁左右的青年，因为处于这个年纪的青年，本身真的容易自私自我。这个阶段，身上的压力少，既不需要为父母养老，也没有家庭，也不需要养家，养孩子，所以对工作不会那么战战兢兢，认认真真，因为身上的担子不重。等成家立业，上有父母需要赡养，下有儿女需要照顾的时候，身上的担子重了，需要钱更多的时候，自然会更认真工作，才能获得升值加薪。
刚才提到《欢乐颂》里的人物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这本来就是正常的事情。只是在选工作的时候，需要审慎决定。古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就是体现了择业的重要性。就现在的电子产品销售业，为了赚钱，虚高价格，各种坑蒙拐骗，虽然挣到钱了，但在坑蒙拐骗的过程中，对自己心性潜移默化的影响，绝对不是有益的。所以，我想为自己前途着想很正常，同时择业也需要更加慎重。
谈到自私与自我的不同，我想界限就是是否影响到他人。如果没有影响到他人，我想，这就是完全的活出自我，我是很羡慕这种状态的。但如果是自私，伤害到他人，的确很不好，这种人往往不知道看似是自己占了便宜，但实际伤害自己最深。另外，自私的人格局很小，考虑不到全局，心里没有他人，在工作中，自然不能成为一个leader，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与提升。想要成长，还真是要让自己的胸怀越来越宽广，装下更多的人。
全贞雪：自私和自我的区别在于妨不妨碍到别人，延伸阅读中的满满不愿意做饭，如果她一个人生活的话没有问题，但是和男朋友两个人一起互动时，当对方提出很累了，不想刷碗，这个时候你都不顾及他的情感，这更倾向自私。文中梁老先生说梁培宽有为大众的心，有这样的想法梁老是不担心他的生活的，因为毕竟我们是社会人，要与人接触，要善待、理解他人，不能只按照自己的路来走，我认为如何做到既有自我又能融入社会是门艺术。
潘爽：年轻一代不是自私，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于自私和自我意识的对比，我们在心理课上有专门讨论过。尊重自我感受，也是多年来读书会和心理讲座一直倡导的。自私是专门利己不考虑他人，是品质问题。自我是个体内心力量的强大，不轻易受到外界干扰，自我的人，内心是自由的、健康的、负责任的。
就拿生娃的事情来说，我和同学的媳妇一前一后怀孕，我们经常会聊天，她就是自我的人，但不自私，经常帮助人。她的自我体现在，对于长辈们期待她生儿子的想法，她直接驳斥，如果没有万贯家财需要后代继承，就不要跟我讲生儿生女。反观我这边，对于家人的期待，我都是温和的接纳和顺从。她说她的父亲抱怨她自私，她并不以为然，她就是要按照自我意识去生活。当然，她的自我，也导致了如果我们有搭伴旅行的需求，通常不会找她，她也不建议我们找她，因为她太有主见。相比之下，朋友们旅行很喜欢拉着我们俩，因为我和老公都是性格很好不太较真的。但是我是发自内心的羡慕这样自我意识强烈的人，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活出真实的自己。
李纪川：我觉得自私和自我是两个层面的东西，自私的根源是生理的欲望，自我则是心灵上的强大，是理性思维后的应对。
杨卫：在充分展现自我的过程中，肯定有一个阶段，会让其他人感觉自己太自私，因为在学习表达自我的时候，如果用力过猛或表达不当。所以，在表达自我的时候，一是要恰当准确表达，其次也要考虑对方的感受，这样才能沟通顺畅且更加被对方理解。
先生：自私、自我的区别，一方面我觉得是看问题的深度和维度不同，《欢乐颂》作为文艺作品，它的主编必然有其主观导向，在魔都的背景下，编剧要让剧情有所发展必然有若干个情节设置，一般节奏设置是紧张，放松，然后再紧张，放松，然后剧情能够引发观众的投射，仿佛在剧中主角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这篇文章有个背景，我的父亲其实换过很多所大学，最后才上的北大生物系，我叔父则是几乎所有的学业都没完成，频繁换专业，当时我祖父曾写信给我父亲如何才能治我叔父的这种“病”，可见我祖父知晓叔父是有些问题的，但他不会勉强他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当你的格局大的时候，你是安全的，跟着大的取向走，你做的事能满足社会的广泛需要，那就不会有大的问题。那问题就是你能不能看的比别人远一点，所谓的远一步，是怎么远？一种是通过算计，另一种是对局势方向的把握，还有就是对做人原则的坚持，在我做咨询的过程中，我不是往经济方面去考虑的，而是坚持我自己做人的原则，否则我现在的状态也不会是这样，我不会是想先捞一笔再说，要求迅速变现，这是不自信的表现，不相信自己以后会越来越好，不相信以后自己在这个领域能做好做专，变成稀缺的人才，要知道如果你在这个行业是稀缺的，那将来什么都不会是问题，那问题就是你做没做这方面的努力，你愿不愿意对自己有信心，这也是一个人格局的问题，看你愿意走哪条路？
另一方面我觉得是年纪大的人分不清自私和自我，因为在集体主义中大家是没有自己的，谈自己就是太卑鄙、太自私了，所以就把自私和自我混为一谈，还有就是现在他们意识到否定年轻人的自我很难，所以就笼而统之的给你贴上自私的标签，在道德上压制你。还有我认为极度的自私、自我是他的存在状态决定的，在家庭中，你可以自私、任性，可是在社会中体制内就不能任性，不能想怎样就怎样，因为这是集体是需要协作的，但是当现在个体化、自由职业比较多的情况下，容易将之混为一谈，很多父母为自由职业的孩子感到担忧，认为你比较自私不考虑老人的感受，但是父母也不会去考虑儿女精神上的追求，父母把低质量的稳定性当成了最根本的需求，这种需求上的错位在认知上容易给80后、90后贴上自私的标签，我们要理解这种需求不同造成的不同的解读，那回到我们，我们能不能看的远一点？我希望大家多多挣钱，而且要自豪、踏实的赚钱，当你的胸襟和格局大的时候，在应对问题时你会更加从容。在看影视作品时要明白，它一定是浅表化的，因它不像小说可以有心理描写，它全是视觉化的，要了解它的局限性给观众带来的局限性，不能对影视作品太过认真。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意思是我们的格局要大一些，不仅仅是有益于社会，也要有益于我们自身，有益于自身的健康和自我有效的发展，因为你散发的信息会使你周围聚集与你一样的人，文中祖父就提及我父亲能够反省到自身是很令他放心的，那我们能不能反省到自身，能不能对自己放心，那回到根本还是我祖父说的那句话“你对自己有办法吗？”如果你对自己没办法，那你对环境也一定没有办法，因为只有你的改变才能带动局面有所改变，当你有怨气的时候，你一定是在向外归因，但事实上不排除是别人有问题，但你能做的就是提前预见问题，提前解决问题，如果你不断的在成长，就有相应的东西表达出来，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动作就能带出一个结果的模式，它不会那么清晰明朗，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你愿意不愿意让自己增值，你有没有信念相信这个一定行，那么这篇文章回到根本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所偏、所短，然后让自己不断成长，藉由你的成长带给你光明。
曹凤娇：思考题第二题“考虑到我们常熟的古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将大众问题放在自己肩上是否需要前提条件？”当自己势单力薄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先积蓄力量，而不是一开始就考虑为人民服务做一项大事业？
全贞雪：有这样的抱负是好事，但做不到的情况下，可以先关爱周围的人，这样做就很可以了，没必要非有多宏大的目标，在台湾旅游的时候，当地人对我们外地人很友善，当你迷路时会主动问你是否需要帮助，在大陆就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最后一天坐出租车时，出租车司机会主动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这次台湾之行让我感受到了台湾人与人为善的品格，而大陆现在路上有人摔倒都不敢扶，与之相比很有点可悲。
先生：成己达人并不矛盾，你自己能够把事情想的越来越明白，在社会上与人协作也会很顺利。推荐大家读曾国藩的事迹，他明白如果要把事情做大，就必须和三教九流合作，他明白不能用道德标准衡量别人，我可以对自己有要求不贪不占，但我不能要求别人跟我一样，你贪你占是你自己的选择，出了事你自己负责，但我不会去掺和，而且我也不当中纪委的角色去要求你怎样。在我一次心理讲座中我提问听众“交通规则管的是谁？”我的回答是只能管自己，别人你一概管不了，因为你不是交警，首先你要把自己的角色搞清楚，但是当我们的权利不够时，我们总想用道德去约束他人，因为我们的权益被主张的不够清楚，我弟弟一位同学在美国纳帕溪谷种葡萄，想建一个酒庄，那就要求询问当地周围的居民同不同意他建这个庄园，这也是民主的一种体现。曾看到一篇微信文章，文中小区中的一家在万圣节做了很多妖魔鬼怪的装饰，可是到了圣诞节还未拆除，很吓人，于是就有人投诉到“居委会”，居委会就通知该家庭在24小时必须拆除，这说明秩序不仅仅靠国家来维持，这种内部的协商机制也是有效的，一旦所有权利都赋予中央以后，中央就面临两个尴尬，一是所有的事都归你管，一旦干不好就要挨骂，二是所有事都是你在操作，成本就会很高。现在的人都喜欢站在自己的立场看问题，但是都没有办法理直气壮的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之前我转发一篇清华政治学副教授刘瑜的一篇文章【1】讲高考制度如何建立，文中说大家得蒙着眼睛来设计，有北京户籍的设计高考制度是要出事的，因为你有立场了，最后他提出来我们所谓的追求公平无非两个，一个是程序公平，一个是补偿公平，但是补偿涉及到怎么补偿，补偿多少，但这些最后都会出问题，因为这是人为设计的制，美国就曾有一个例子，一个白人考了两年医学院校，可一个黑人考的分比他低，都去了，他就告法院政府歧视他，最后告到了最高法院，这种比例问题最后不都是考级的问题了，而是排排坐分果果捡便宜去了。而且中国高教问题不是高考制度的问题，而是入学率低，升学率高，而且还贴了很多标签，‘知识改变命运’，改变命运就需要读博士，当教授，挣大钱，那大家就会觉得如果高考失利那我就完蛋了，如果你不让我上你就是最坏的人。
曹凤娇：我们开始讨论第三题“‘愿即要求，要求即痛痒，痛痒只要自己知道，抓住一点而努力，求学在此处，做事更在此处”大家有这样的体会吗？能从中生出力量吗？
全贞雪：当我的病人一直不见好转的时候，我会查看医书，这就是愿力。
曹凤娇：我平常会受心理问题所困扰，为此痛苦，所以平常会对心理这方面关注的更多也更有兴趣，但也仅限于解决自己的问题，但还没能替别人解决问题。
杨卫：现在也知道要好好学中医，之前一直在读《伤寒论》，读来读去都读不懂。前一阵开始看讲解《伤寒论》的视频，看完以后，感觉明白好多。但好像动力一直不足，虽然坚持每天看，但每天只能坚持20-40分钟不等，速度很慢。
先生：成长环境很重要，如果不给自己足够动力，又不给自己不得不学习的环境，那我们很容易懈堕，我们不能又要足够的权利，又要很少的责任，权利和责任是基本对称的，大家要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大的格局，好好修炼自己。
曹凤娇：第四题“作者信中对儿子说‘成就在事抑在学，似可不管，即有无成就亦可不管”大家觉得可以做到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吗？亦或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吗？
杨卫：不行。我现在觉得结果也很重要。我们可以以结果作为参考点来反省过程中的方法、策略、心态等等是否正确，是否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当然，当做事的方向没有问题，心态、策略都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只管往前走就好了，结果肯定是可以保障的。
先生：这个问题可以想象成愚公移山，每天都在挖山，哪天挖成不清楚，但他一直在挖，一直在做正向的改变，一直在进步就不用担心了，就怕你每天不进步，还想特别好就出问题了，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是到收获那天你就不管了，而是在种的时候按照节气该干嘛干嘛，每个环节都是对的，那么结果就不应该差，但是我们也要理解，医学和教育的结果是不可控的，不是线性的关系，不是治了就一定可以好的，人类在疾病面前是有束手无策的情况的，也比如做咨询，只有当事人想改变的时候才能解决问题，而且里面也有很多我们力所不能及的事，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如果我们的元认知错了，就没办法讲道理，这跟我们所受的教育和社会的引导有关。
杨卫：元认知和意识有关还是潜意识有关？
先生：都有关系，自己在内心深处的认定基本就改变不了了。
杨卫：想改变自己的潜意识里的元认知，也是需要加强对自己的省察吗？
先生：遇到问题要省察自身，不能一味向外归因，要省察前面的环节是否出错了？建立伴侣关系过程中，如果没有自省，两人相处也会非常痛苦，只会相互责怪早晚出问题，所以我们还需要回归向内，加强对自己的省察，这也是我祖父放心我父亲的一大原因之一。
2016.06.20
引申阅读：
刘瑜：如何设计理想的高考分数线制度
只有当你不知自己谁时，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这就是承认一个一个的人，也承认一群一群的人。承认你矫捷的身手，也承认他人肩上历史的十字架，因为你可能是一只兔子，也可能是一只乌龟。而这有一种叫“程序性正义原则”；另一种叫”补偿性正义原则”。
来，给你出一道题。假设你来自于火星，突然被扔到中国，你可能被扔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可能被扔到河南这样的内地省份，甚至还可能被扔到西藏这样的边疆地区。不幸的是，你被扔到中国去的使命，就是去上中学，然后高考。当然了，如果你想考进北大清华这样的牛校，你肯定希望自己被扔到北京上海，因为那里学习条件好，分数线又低嘛。问题是，你被扔到这3个地方的概率一模一样，各三分之一。这个时候，让你来设计一个理想的高考分数线制度，你会怎么设计？
无知之幕 这个假设的情形，不是我的发明，而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发明。罗尔斯1971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叫《正义论》。因为这本书厚得让人望而却步，所以我斗胆把它庸俗成一句话：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
当然了，他有一个术语，叫“无知之幕”，也就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一个站在“无知之幕”后面的人，既可能是比尔·盖茨，也可能是一个非洲饥民。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杀光富人瓜分他的财产，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就是比尔·盖茨，恐怕你会后悔得一头撞死。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Windows系统卖5000美元一套，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其实是非洲饥民，估计也要捶胸顿足。
好了，你站在“无知之幕”后面，你得想想什么的高考分数线制度最合理。
平权运动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不如我们来看看美国人所面对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和他们的回答：AffirmativeAction（平权行动）。
“平权行动”是1960年代随着美国黑人运动
、妇女运动兴起的一项政策。由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5年发起，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目的就是扳回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把他们在历史上承受的痛苦折算成现实的利益。
“平权行动”实施之后，黑人和妇女的大学录取率、政府合同中的黑人中标率大大提高。高校录取制度尤其是“平权行动”的热点。有的大学，甚至明确地采取了给黑人、拉美裔申请者“加分”的制度或者给他们实行百分比定额制。这种拔苗助长的善良愿望，促成了美国的大学里各种族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到90年代中期，一个曾经几乎是“纯白”的学校，已经被“平权行动”粉刷得五颜六色：39%的亚裔；32%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和1%的印第安人。
然而从19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平权行动”嘀嘀咕咕，其主要的矛头，就是它矫枉过正，形成了一种“逆向歧视”。
1978年的“巴克案”（BakkeCase）打响了反对“平权行动”的第一枪。巴克是一个白人男性，连续两年被一个医学院拒绝录取，与此同时，这个医学院根据16%黑人学生的定额制，录取了一些比巴克各方面条件差的黑人学生。巴克不干了——我不就是白点吗？我白招谁惹谁了？他一气之下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但仍然在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
紧接着，嘀咕发展成了议论，议论发展成了抗议。最著名的抗议，来自1990年代中期加州州长PeterWilson。他抗议道：“不能让集体性权利践踏个人的权利，我们应当鼓励的是个人才干。”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废除“平权行动”的运动。1995年6月，公立的加州大学及其九个分校废除了录取学生中“平权行动”。1996年11月，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教育、就业、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平权行动”。1997年4月，这一公投结果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受到加州的影响，另外十几个州也开始蠢蠢欲动，要铲除逆向歧视的“平权行动”。
程序正义 取消“平权行动”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1998年是加州大学各分校取消“平权行动”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伯克利大学黑人学生的录取率下降了一大半，从1997年的562个黑人下降到1998年的191个；拉美裔的学生也从1045个下降到434个。各大学校方很有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感慨。
2003年“平权行动”再次成为热点问题。因为今年最高法院遭遇了一个新的“巴克案”——密歇根大学的Gratz/Grutter对Bollinger案。2003年6月23日，最高法院再次作出了一个八面玲珑的裁决：密歇根大学给每个少数民族申请者加20分的本科生录取政策是违宪的；但同时，它又裁定法学院为了增加学生的“多样性”而照顾少数种族是合法的。这与其1978年对“巴克案”的裁定是一样的：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但反对用定量的方式来固定这种“平权行动”。
如果说最高法院1978年的暧昧还是理直气壮的，2003年的暧昧就已经是如履薄冰了。那个加分制违宪的裁定是6比3作出的，而法学院“平权行动”原则合法的裁定，是5比4惊险胜出的。PeterWilson们吆喝了这么些年，终于把“平权行动”的阵脚给吆喝乱了。
逆向补偿“平权行动”争论的核心，正如众多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一个“程序性正义”和“补偿性正义”的矛盾。“程序性正义”主张一个中立的程序施用于任何社会群体，而无论结果如何——同一条起跑线，兔子也好，乌龟也好，你就跑去吧。“程序性正义”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历史”、“经济”和“文化”的无视。一个经历了245年奴隶制、100年法定歧视和仅仅30年政治平等的种族，必须和一个几百年来在高歌雄进征服全球的种族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补偿性正义”则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但“补偿性正义”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由谁、如何、是否可能来计算鉴定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遭遇？一个祖上是黑奴的黑人录取时加20分，那一个祖上是华工的亚裔应该加多少分呢？一个祖上四代是贫农的人，和一个祖上两代是贫农的人，分值又有什么不同？一个穷白人和一个富黑人，谁更应该加分？这就听起来有点耳熟了，而且是不太悦耳的一种耳熟。这种“补偿性正义”的原则，需要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来整理、裁判历史和现实无限的复杂性，而这种裁判权一旦被权力机器劫持，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抵达正义，还有这架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了。
所以说，美国最高法院对“平权行动”的暧昧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智慧。它一方面赞同将历史、经济等因素融入政策的考虑当中，否定了纯粹的“程序正义”；另一方面，对如何具体地补偿历史、经济问题，又支支吾吾。毕竟，就算是爱因斯坦，估计也研究不出历史和现实之间、经济地位和政治资本之间的兑换率。
承认一个一个的人，也承认一群一群的人。承认你矫捷的身手，也承认他人肩上历史的十字架，因为在“无知之幕”的背后，你可能是一只兔子，也可能是一只乌龟。
好了，终于可以回到咱们开头提的那个问题了：来自火星的你，被扔到大城市、内地、边疆的可能性各三分之一，你会如何设计高考分数线方案？
你可能会说：3个地方分数线一样嘛！大家公平竞争嘛！
你也可能会说：让边区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那些地区贫穷，教育条件有限，人家北京上海的孩子用电脑打字，俺们这里还是凿壁借光呢。
你还可能会说：我选择让北京上海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因为……咦？你们地球夏天真热啊！
我们知道，这三种选择，第一种叫“程序性正义原则”；第二种叫”补偿性正义原则”；第三种，姑且称之为“夏天总是很热”原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