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克飞：注意，心灵鸡汤与伪国学已经合流
（2014年1月1日，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在北京国子监举办了“百年太学府，唱响弟子规——国学圣地百人诵经典迎新年”活动。此次活动邀请了中小学生、艺术家及社会各界代表100余人礼拜至圣先师孔子，在国子监辟雍大殿前诵读国学经典《弟子规》。）
很久以前就打算写写“伪国学”，但总觉得有识之士已多，抨击“伪国学”的文字早已屡屡出现，不乏真知灼见。再者，分辨“国学”与“伪国学”其实并不难，只需基本的逻辑思维和认知能力即可做到，所以我便一直偷懒。
可前段时间的一桩小事让我不敢再偷懒，为了“救救孩子”，必须得为揭开“伪国学”的画皮尽一份力。
事情缘起一份少年国学班的招生简章，大概意思是如果孩子叛逆、不听话，就来学“国学”，诵读经典的同时去儒家圣地接受一下心灵洗礼，几天之后就可以还给你一个听话温顺的好孩子。
稍有点文化层次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恐怕都会对这个招生简章不屑一顾。但负责推广的商家却告诉我们，这个招生简章还真吸引了不少父母，连办数届仍不缺客户，而且客户学历层次并不低，本科毕业算是起跑线，硕士毕业的大有人在。
搞笑的是，推广者并未感激这些客户，反而抱以深深的鄙视。他嘲笑这些客户普遍素质低下，即使拥有高学历，也是死读书的典型，估计除了教科书再没读过其他书，毫无人文修养，因此才会上当受骗。
更讽刺的是，他还提到自己曾为了国学班的事情请客吃饭，两位连孔子孟子庄子都分不清的官员均大谈重塑国学的重要性，他们的观点是“现在的年轻人太不听话了，下属不听话、孩子不听话，就得重拾国学，让他们学会尊卑”。
毫不意外，他也把这两名帮了他大忙的官员列入了白痴的行列。说起如今那些动辄数万元培训费的高价国学班、国学夏令营，以及各种国学研究会和层出不穷的“国学大师”，他的评价就是“传销”二字：“以功利性的教材去骗人。”将国学变成一门生意，仅此而已。
这种商人看不起客户的故事，讽刺意味极强，是极好的小说素材，也是朋友相聚时极好的笑话题材。但是，一想到那些无辜的孩子，就让人笑不起来。
什么才是真正的国学
按照一般说法，真正将“国学”二字的含义从“国家一级学校”延伸为中国学术，始于清末民初这一转型时代。这个概念的建立，从时间而言极为仓促。国学大师钱穆（也是为数不多的货真价实的国学大师之一）在《国学概论》中曾写道：“‘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之名词。”《现代汉语词典》中将“国学”解释为“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
许多人认为，“国学”这一概念有着先天的不足。因为它的诞生背景是中西文化的交汇，晚清民初。伴随着“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进入，许多保守者希望维护固有文化，于是祭出了“国学”概念。也正因此，“国学”概念从诞生起就带有守旧的一面。
我倒并不反对维护固有文化，全面的提倡和全面的扬弃都是片面的。但这种维护必须应先分是非，必须以是否符合人性为准则。比如风骨，就是传统文化中极其值得保留和提倡的东西；但如三纲五常之类，被扬弃实在是理所当然。
国学作为一个整体，有大量值得留存、吸收的东西。由国学知识体系中延伸出的各种价值观，与普世价值也并不相悖——比如善恶是非观念，比如勤俭节约，比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道家的“天人合一”，也与生态环保理念有所契合。
又如管子所说的“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踰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踰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这种对“礼义廉耻”四字的强调，其实也是一种普世价值观，有人慨叹如今世风日下，其实也正是基于“礼义廉耻”这一传统价值标杆在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被无视被摧残，无礼者、无耻者大行其道的局面。
有人曾质疑传统道德与文化，认为其不合时宜，但从实践而言，它与现代意识完全可以并行。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台湾，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大陆发起文革，疯狂“破四旧”，破坏文物、摧毁古迹，批斗殴打老师、父母时，台湾则发起文化复兴运动，提出“以伦理道德为淑世之本，以民主自由为福国之则，以科学技术为正德利用厚生之实”，将传统文化植于教育。两岸之后的不同文明走向，社会风气之别，与这次不同的选择颇有关系。
当然，台湾对传统文化的“复兴”也遭遇了许多难题或暗面，比如对传统文化一窍不通，靠将古文翻译成白话文（还错漏百出）的骗子被奉为大师，便是一例。
但凡速成，必是骗人
有人曾说，国学始终处于一个被剪裁的过程，历代封建帝王为统治需要，将之逐步剪裁为自己想要的模样，比如“独尊儒术”就可算一例。我对这个观点认同一半，在我看来，封建帝王始终推崇儒家，但只是希望百姓以儒家立身，至于统治手法则多半还是法家那一套，仅仅宋朝等闪光时代有所不同。
不过，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都无法代表国学。可悲的是，现在市面上的“伪国学”，剪裁之风比历史更盛，甚至只留糟粕。即使是当下几乎成为“国学”代名词的儒家，也被裁剪到不成样子。
对于儒家，争议也一向颇多。新儒家认为儒学与普世价值、现代民主并不相悖。但相对地，也有人认为儒学尽是糟粕，鼓励奴性。前者的说法有其道理，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历史的选择性遮蔽，我们对儒家学说的了解十分片面，儒家学说中其实不乏一些独立精神的闪光。后者的说法当然有偏激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的“国学热”中，许多人推崇并希望民众广为接受的“儒学”，实则就是“奴学”，是赤裸裸的“伪儒家”。
这种“伪儒家”的高端表现，就是一年一度的孔子节，还有到处撒钱兴建却门庭冷落的孔子学院。至于低端表现，则是个人生意，比如一茬茬冒出来的“国学大师”，还有各种成人国学班、儿童国学夏令营等。大家统一穿上唐装，再读读《弟子规》、《三字经》，就成了国学修行，洗涤心灵。
在这些骗局中，以“速成班”最为龌龊。这些“速成班”动辄收取几千几万的学费，标榜可以让学员们在短期内（这个期限甚至可能是几天）全面掌握传统文化。这种原本稍有智商就可一眼分辨的骗局，偏偏可以吸引不少人，究其原因，显然与一直以来的教育有关。
一直以来，我们的学校教育都忽视了两点，一是人文、审美，二是逻辑。人文与审美缺失的同时，极端的“实用主义”影响了许多人，他们只看重“立刻有效”的东西，脑子里完全没有“底蕴”这一概念。至今还有许多人认为文学作品没有任何用处，忽视了性情的培养。正因为没有人文基础，又喜欢“立马见成效”，才会被这些“速成班”所蒙蔽。逻辑的缺失则影响更为严重，因为没有逻辑，对很多事情都缺乏分辨力，亦是上当的原因。
诵读经典当然不是坏事，它不仅仅可以陶冶性情，也能培养语感，对思维乃至写作都极有帮助。但诵读的效果决非立竿见影，而是需要长期坚持。但凡“速成”，必是骗人。
伪国学的刚性需求
如果仅仅是把“国学”变成一门生意，倒还不是最坏的状况。最坏的是专门“取其糟粕”，打造“伪国学”，然后有针对性地使用，甚至是先有某种目的或结论，再据此寻找“国学解释方案”。这种最坏的局面，偏偏自所谓“国学热”开始以来便已形成。
即使是国学中的一些精华，也在某些人的刻意曲解下变得肮脏，最明显的例子要算是“中庸”。
“中庸”其实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极为难得的精华，生动阐释了平衡和谐的理念，即使将其“技术化”，也应取制衡之意。
但可悲的是，如今把“中庸”二字挂在嘴边的官员、父母，都将这个词曲解了，变成了不得罪人、遇事和稀泥、不讲原则、随大流……
“中庸”一词的被曲解，揭示了伪国学为何会存在的真正原因：“伪国学”的那些刚性需求者们，根本不在乎任何国学名词原有的意义，他们只是扯“国学”为大旗，然后给国学名词赋予自己想要的意思。而那些国学大师、搞国学速成班的商人们，只不过是投刚需者所需。
也正因此，如今的许多国学与其说是国学，还不如说是成功学。国人原本就急功近利，恨不得孩子三五岁就跟老头一样，这种成功学为底板的“国学”恰恰是投其所好。
“服从”也是“伪国学”的一块底板。像开头所说那个国学班的受众和支持者，无论是希望孩子脱胎换骨的父母，还是希望年轻下属乖乖听话的官员，他们所理解的“听话”就是单纯的听话：“我有道理你当然要听，我没有道理你也要听，不然就是不懂尊卑上下”，他们所理解的温顺就是简单的服从。
基于这个目标，他们想要的国学注定也是这一套。所以，所谓“诵读经典”，起步往往是《弟子规》之类的顺口溜，深入一点则以儒家道德为主打。而且，儒家经典中的一些独立意识也会被剔除，剩下的那些经过曲解和加工后，彻底变成成功学、交际学甚至心灵鸡汤。甚至有人曾将儒家的君臣观理解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连家庭观念也以此类推，借以批评现代人在职场上、家庭中的不够服从。
但可笑的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老话，其实仅仅见于评话之类的通俗文学，根本不是历史的真相。这种以通俗文学、民间俗语代替“国学”的可笑例子，实在数不胜数。
百家争鸣时代的其他经典，往往不在国学班的诵读之列。比如《管子》中的“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恐怕没有几个现代官员希望孩子弄明白这句话。
形式主义也不免进来掺一脚，比如学校组织学生给老师磕头、给父母洗脚，要说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也算国学，那可真是把国学当邪教来折腾的节奏，完全与现代文明脱节。
邪教的另一表现就是迷信。说起国学，很多人必提《易经》，当年孔子也推崇《易经》，但他并没有把《易经》固化为算命之书，而是从哲学角度予以诠释，这也奠定了《易经》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但如今的“易学”，基本沦为了神棍聚居地。
如今说起国学，无论是几乎被误当成“国学”代名词的儒学，还是其他诸子百家，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产物。可悲的是，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哲学的思维体系始终没有太大的突破，甚至越发局限。尤其是宋朝以后，中华文明饱受摧残，蛮族出身的元朝只有破坏没有建设，满清的统治更使得奴性根深蒂固，甚至流毒至今。看看如今的辫子戏就知道了，有些奴性爆棚的人们，巴不得君王“向天再借五百年”，浑不顾清代文字狱的残虐，磕头自称“奴才”的耻辱。
有学者称“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这种说法从文化角度而言着实不虚。满清以蛮夷身份进入中原，面临着极大统治压力，也有着极度的自卑，并因这种自卑引发出暴戾之气。因此，他们极为痛恨独立思想的存在，痛恨风骨，于是大兴文字狱。至于有些今世奴才津津乐道的《四库全书》，更是暴露了满清人的自卑，他们以集中典籍的名义，大肆销毁有思想的著作，“禁书”之多，空前而不绝后，而且入选《四库全书》的大量典籍都曾被篡改，此举意在摧毁中华文明的精华。文字狱和《四库全书》的“选择性总结”，实则就是发生于清代的“破四旧试用版”，目的与用心就在于钳制思想，批量制造顺民，以维护自身统治。
整个清代，唯一可圈可点的时期反而是晚清预备立宪那几年，在西方新思潮的冲击下，在自身统治濒临失控的局面下，满清皇族试图自救，亦涌现出了一批能臣干吏，社会风气较以往显著开明，虽然最终因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而积重难返，但却是整个清朝相对最为开放的时期。至于后人阿谀的“康乾盛世”，近年来早已被有识之士揭开画皮，好大喜功的皇帝，穷兵黩武的政策，对思想的钳制，严苛的统治，都在此时期达到高峰，加上愚昧自大的排外和封闭，都直接影响了清朝之后的走势。
这种“奴性”的渗透，在如今的“国学热”中更加突出——在民主、公平等意识本应深入人心、成为常识的今天，这种渗透显得不可思议，但却真实存在。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弟子规》成为所谓的国学经典并大行其道，而真正的国学经典却被弃之一旁。
《弟子规》是当下各种少年国学班中必读的“经典”，但这个清代版行为规范真的那么有价值吗？在这本书中，并没有任何独立思考的空间，只有规定一个人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而且其中又有大量的糟粕，比如“亲有疾，药先尝”这种有违科学的说法。这种流水线式的道德规范，不但与现代意识格格不入，甚至和儒家思想本身也格格不入，可算是挂羊头卖狗肉。在我的朋友中，不乏“新儒家”中的精英，他们也许思维上有一些局限，或者过于推崇儒学在现代社会的作用，但不可否认，他们对儒家学说有着清晰而深刻的认识。并非巧合的是，他们恰恰都是极力反对《弟子规》的人，二者之间的巨大冲突可见一斑。
其实，《弟子规》推出的背景很值得探究，它恰恰诞生于封建社会中奴性最深、对人性摧残最烈，甚至使得中华民族险些沦入万劫不复境地的清代。也正因此，在《弟子规》中，只有“规”字，你完全看不到任何理性的思维。也恰恰是因为理性的缺乏，如今的《弟子规》信徒也有邪教倾向，具有一窝蜂和极端化等特质。
像“号泣随，挞无怨”这样的糟粕，完全与健康人格相逆，毫无独立意识可言。曾有“国学大师”称，企业家们听《弟子规》，最喜欢“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说白了就是教错了，你还得感激，骂错了，你还得顺着。这种依附关系，在企业家看来最适合他们的企业文化，老板说啥，员工听着就行。但这种思维无疑是可笑的，你给员工发工资，就成了员工的父母吗？更何况，即使是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也应有起码的是非对错准则，而不是简单的“须敬听”、“须顺从”。曾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说，中国式父母往往会陷入一个怪圈：他们极为重视自己的权威，所以重视面子，但他们并不明白的是，作为父母，权威应来自于讲道理明是非，有错就认，以身作则，如果端长辈架子或者找各种理由不认错，反而只会失去权威。
五四时期的变革，曾经使中国收获一批开明的父母。那个时代的真正精英，大多有留美经历，他们在家庭教育上往往也有成就。但后来的戛然而止，以及历次政治运动积攒的暴戾之气，又将社会打为原形，甚至更为糟糕。而也恰恰是因为这种糟糕的社会局面，许多人又将希望寄托于在破四旧等政治运动中被砸得稀巴烂的国学。可悲的是，这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怪圈：大量中国式父母在与孩子发生冲突时，首先选择的不是审视自身，而是希望重拾“国学”，让孩子乖乖听话，但他们理解的“国学”却是彻头彻尾的伪国学，也就是《弟子规》里的这一套。
从《弟子规》的流行上，我们可以看到其拥趸的特质：他们往往并不具备真正的国学修养，对国学的实质一无所知（否则也不会选择《弟子规》这样的糟粕），或者以儒家（而且多半是“伪儒家”）代替整个国学。《弟子规》乃至国学，在他们而言只是一种武器。父母希望孩子听话顺从，老板希望员工“勇于奉献”，至于独立思考，那简直是要不得的东西。当然，谁都会在口头上鼓励别人独立思考，但这种思考必须要得出与他们相一致的答案，若与他们不一致，那就成了罪过。这种单方面的霸权，实则就是传统社会中最大的糟粕，也是最该摒弃的东西，若用于国家层面，就成了愚民政策。
关于《弟子规》等糟粕的本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早已将之揭穿。其实我对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摒弃传统的做法始终持保留意见，因为那同样是一种极端化思维，但他们对《弟子规》的抨击是极其到位的。所谓“规”，无非是有人想做主子，于是劝别人做奴隶，仅此而已。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二十四孝”故事的死灰复燃。“孝”本身理所应当，尊重父母、赡养父母都是子女基本义务，但古时所说的“孝”却并非这么简单。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们纷纷批判封建孝道，并非是他们离经叛道，而是因为旧时的“孝”还带有绝对服从的意思，抹杀独立精神，有违基本人性。
“二十四孝”故事中，就有大量违背人性，甚至极度丑恶变态的成分。比如郭巨“埋儿奉母”，因其家贫，认为养儿子会影响母亲的生活，于是决定埋掉儿子，节省粮食供养母亲，结果在挖坑埋儿时发现一坛天赐黄金，就此过上了幸福生活。又如董永“卖身葬父”，其父亡故，又因家贫，只能卖身为奴，换取丧葬费用，后得仙女帮助。再如王祥“卧冰求鲤”，他早年丧母，继母对他极差，但当继母患病，想在大冬天吃活鲤鱼时，他解开衣服躺在冰上，冰突然裂开，跳出两条鲤鱼。
这些故事的基本套路是：主人公日子窘迫，但孝感动天，于是上天帮忙，赏赐金银珠宝加仙女，潜台词就是只要你有孝心，就一定有好报。
五四时期，“二十四孝”曾因违背人性（比如埋儿葬母这种凶残的价值观）而遭批判，这是因为“二十四孝”与奴性的内在联系。这些故事当年之所以诞生，就是统治者愚民手段的一部分，提倡“至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家庭和谐，而是为了“至忠”，人不能有独立人格，在家依附于父母，在外依附于君主。鲁迅曾揶揄道：“二十四孝都是孝的极端，我所看的那些阴间的图画，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可眼下，这些糟粕却死灰复燃，有些地方甚至做成浮雕，供人瞻观。有人曾说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要吸收“二十四孝”里的好东西，但我们对价值观的要求不能如此之低。“孝”是人类的基本美德，我们有无数的例子或故事可以用来宣扬真正的孝道，何须“埋儿奉母”这种扭曲价值观？
在《复归的素人》这本反思之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奴性是人类的一种耻辱，同时也是一种不幸，是与理想的人性截然相反的。要从奴性复归人性，我们已经等不及让社会学家慢慢地来给我们开出奇效的药方。在我们等待药方的时候，不妨自己身体力行，先做起来，做一个能够摆脱奴性的人。”
摆脱奴性，其实与真正的国学并不相悖。国学的本质其实就是打造精英，比如中庸之道所隐含的“制衡”理念，又比如风骨，其实都是精英必备的气质。清朝以来，乃至当代的伪国学，将国学变成了制造低眉顺眼听话奴才的工具，实在是可悲又可笑。
伪国学与心灵鸡汤的合流
伪国学与心灵鸡汤的合流，基于“提倡奴性”这一社会整体需要，说是“一盘很大的棋”并不为过。
越来越多的人对心灵鸡汤持反感的态度，这些充斥于网上的煽情文字，大量鼓吹所谓的“正能量”，却越发邪教化。它们看似很有道理，亦温情脉脉，但大多毫无逻辑，经不起任何推敲。而近两三代国人普遍的逻辑缺失，恰恰可以说是社会充满暴戾之气、欠缺理性沟通的重要原因。拿转发率极高、颇具鸡汤代表性的“你是一切的根源”一文为例，这篇文章很是煽情，看起来也貌似有理，但实际毫无逻辑可言。其主旨是“你变了，一切就都变了。你的世界是由你创造出来的。你的一切都是你创造出来的。你是阳光，你的世界充满阳光；你是爱，你就生活在爱的氛围里；你是快乐，你就是在笑声里。你每天抱怨、挑剔、指责、怨恨，你就生活在地狱里。”
其实这段话的另一个版本早年就曾流行过，叫做“你心里是什么，眼里就是什么”。这句话一般用于吵架，“什么？你说我不好？那是你心理阴暗！”简直就是耍赖大杀器。
用“阳光”与“爱”之类的名词抹杀是非观念，是鸡汤文最常用的手段，但这种说法在逻辑上不堪一击。因为，一个人再充满阳光，这个世界的阴暗一面仍然存在。即使不抱怨、不挑剔、不指责、不怨恨，也不代表中国的孩子就能喝上放心的国产奶粉，反而是挑剔和指责，才会督促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因为挑剔和指责并不等于胡搅蛮缠，面对任何事情，我们都应先辨是非，有理有据的挑剔和指责，是社会进步之源。
心灵鸡汤的一个可怕之处，在于它往往会成为沟通中最常使用的借口，被鸡汤拥趸用于劝诫他人。如果留心日常生活，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在工作交流中，还是在家庭沟通中，乃至网络对话中，心灵鸡汤式的借口都是极其普遍性的存在，甚至很多拥有高学历的群体，在逻辑思维上也极度欠缺，很容易以鸡汤式语言进行对话。所以，我们通常都只会听到“你心态不好”，“你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你是一切的根源”，却很难听到鸡汤拥趸主动表示“我心态不好”，“我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更加不可能听到他们说“我才是一切的根源”。换言之，鸡汤思维总是用来瞄准别人，很少真正用于自己。其实，被劝诫者只需一句反问就可以让鸡汤拥趸哑口无言：“我是一切的根源，你怎么就不是呢？我不满意是因为心态不好，你为何又能对我不满意又能心态好呢？”
更可怕的是，国学的心灵鸡汤化也极为严重。其实，相比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在思维上本身就存在一定缺陷，从诸子百家开始就看重经验感悟，以结论立文，往往忽视论证过程，感性大于理性，抒发情感多于逻辑思考。这种缺陷本身就是容易流于鸡汤化的基础，如果有人有意断章取义，后果就更是严重。
比如《论语》中的“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就是讲孝道的人不会犯上，孝为仁之本。这话看起来很有道理，孝也是理所应当的，但“孝”与“仁”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反例一抓一大把。比如前几年看过一个新闻，一个家贫的大孝子因母亲生活无着，铤而走险，杀人劫财，他的孝与仁毫不沾边。又比如说，贪官不仁，暴力执法的酷吏不仁，但他们在家未必不是孝子。其实，这段话的主旨根本不在孝，也不在仁，而在于“不好犯上”，也就是让你好好服从，不服从就是不仁，不管这个“上”是暴君、贪官、酷吏还是专制家长，反正你得听话。这种与现代意识完全相悖的东西，经某些“国学大师”断章取义后无限放大，整成一锅心灵鸡汤，危害极大。